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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該如何續寫德國經濟傳奇?


9月27日,德國總理默克爾第三次成功連任,成為歐洲執政時間最長的領導人之一,這主要歸功於她治下德國經濟的不俗表現。那麼,默克爾上個任期內在經濟領域裏取得了什麼成績?德國經濟發展目前還存在哪些挑戰?德國要通過何種改革引領未來歐洲發展?
 
穩做歐洲經濟火車頭
 
作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德國一直是歐洲經濟的引擎,在默克爾上一任期內,德國經濟持續從全球金融危機中復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接受介面新聞採訪時表示,德國經濟最近幾年保持了比較穩健的增長,增速高於大多數歐元區國家,歐元區的復蘇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德國經濟。
 
歐洲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德國實際GDP同比增長1.9%,高於英國(1.8%)、法國(1.2%)和義大利(0.9%)等歐盟主要國家。今年第二季度,德國GDP同比增長2.1%,依然高於上述三國。
 
德國就業市場表現也非常強勁。經季節因素調整後,2017年8月,德國失業率從此前一個月的3.7%進一步下降至3.6%,創1980年9月以來最低紀錄,遠低於歐元區9.1%的平均水準。崔洪健認為,就業強勁很大程度上幫助穩定了社會基本面,增加了默克爾勝出的幾率。
 
此外,由於不斷實施平衡的財政政策,德國連續三年實現財政盈餘。2016年,德國錄得237億歐元盈餘,按絕對價值計算,這是1990年東德和西德統一以來的最高水準。僅2017年上半年,德國財政盈餘就已達183億歐元。
 
崔洪建稱,德國財政連年盈餘在歐洲幾乎是一枝獨秀,成為德國政府引以為豪的一點。他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前幾年外貿的拉動。德國是貿易大國,其產品在國際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且附加值也很高。他預計,德國財政接下來還會保持盈餘狀態,今年將再次創紀錄。
 
從經濟結構來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製造業日漸空心化不同,德國製造業在其經濟中的比重一直維持在較高水準。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2015年,製造業增加值占德國GDP的比重高達22.8%,略高於日本的20.5%,相比之下,美國為12.3%,英國為9.8%,法國為11.2%。
 
此外,作為經濟的重要拉動力,德國的出口也一直保持強勁。依託於其強大的製造業,德國主要出口汽車、機械、電子、電器等商品。受益於國際需求回升,2016年德國商品和服務出口總值高達1.3萬億美元,占GDP的比重高達46%,成為僅次於中國和美國的全球第三大出口國。同年,德國錄得2700億美元貿易順差,創二戰以來最高水準。
 
崔洪建說,今年大選,不論是默克爾連任,還是執政的基民盟領先,主要都是因為德國經濟基本面很好,否則,大選不會提前就沒有了懸念。他說,經濟增長、就業穩定、消費正在增長,這說明德國社會、民眾對經濟的預期很好,這給默克爾及其政黨提供了有力支持。
 
不過,儘管德國經濟在默克爾上一個任期內表現強勁,但中長期來看,人口老齡化、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後等將限制德國經濟增長。根據IMF7月的預測,2017年德國實際GDP增速預期將與2016年的1.8%持平,2018年將下降至1.6%。
 
老齡化致潛在經濟增長承壓
 
由於生育率一直非常低,德國跟許多發達經濟體一樣,也面臨人口老齡化和勞動人口下降的結構性困局,這導致其潛在經濟增長承壓。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顯示,2014年,德國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即每名女性一生內平均生產的孩子數量)為1.5,低於OECD 1.7的平均水準。這一生育率已經在德國維持了30多年,且預期未來不會有太大提升。而當生育率達到2.1時,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才能保持平衡,2.1因此也被稱為人口替代率(replacement rate)。
 
德國人口在2003-2010年間曾出現下降,但2011年以來,強勁的移民流入阻止了人口進一步下降,2016年總人口增至約創紀錄的8280萬。不過,根據德國統計局2015年所做的預測,按照1.4的生育率,並考慮到移民流入,德國人口在2020年前將保持增長,但到2035年會下降到2015年8220萬左右的水準,到2060年將進一步下降到7650萬。
 
在人口下降的過程中,德國的人口結構也將發生變化。
 
根據德國統計局的預測,到2060年,20歲以下人口占德國總人口的比重將從2013年的18%下降至16%;20-64歲人口的比重將從61%下降至51%;而65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將從21%上升到33%。
 
通常認為,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人口占其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0%以上,或者65歲以上人口占7%以上,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處於老齡化社會。按照這一標準,從德國統計局有記錄的1950年開始,德國就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2015年,60歲以上人口占德國總人口的比重已經上升至27.46%,80歲以上人口所占比重高達5.8%。
 
人口下降和老齡化勢必伴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根據德國統計局的數據,2013年,德國勞動年齡人口(20-64歲)約有4920萬人,假如淨移民數量從2014年的50萬逐步減少到2021年的20萬,德國勞動年齡人口預期將在2020年後大幅下降,到2030預計會減少到4400-4500萬,到2060年將進一步減少到3800萬。
 
勞動力是決定潛在經濟產出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據德國央行今年4月的預測,未來10年,德國潛在增長將從2011-2016年間近1.25%的平均水準下降到1%以下,而人口結構變化是關鍵因素。
 
為應對老齡化,德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在引入移民。崔洪建稱,實際上,德國從二戰後便開始引入勞工和移民,以應對戰爭帶來的人口變化。二戰中,德國男性勞動力大量損失,所以戰後德國政府有意識、有目的地從土耳其等國引入了所謂的“客工”,這逐漸改變了德國的人口結構。不過,到了1960年代,當德國經濟不再需要那麼多勞動力時,政府就開始遣返“客工”,德國為此花費了很大的精力,甚至去“客工”的祖國創造就業機會,以接納他們返回。
 
默克爾政府也意識到移民對補充德國勞動力的重要性,因此,在歐洲其他國家紛紛出臺措施、限制穆斯林國家難民進入歐洲時,默克爾政府卻在2015年放鬆了接受移民和難民的限制。
 
2015年8月,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BAMF)宣佈,不再對敘利亞人適用《都柏林公約》。這項公約規定,移民只能向他們所進入的第一個歐盟國家申請難民身份,如果試圖申請其他國家則會被遣返。這意味著,德國將不會再因此遣返來自敘利亞的難民,這些人可以在德國申請難民身份。
 
默克爾相對開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量難民到來。2015年,該國淨移民流入超過100萬,2016年為75萬。
 
德國統計局今年7月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有超過1000萬外國移民生活在德國。按照德國2016年8280萬的人口計算,外國移民占德國總人口的比重約為12.5%。在1000多萬外國移民中,有約580萬來自歐盟以外,其中難民人數超過100萬。
 
崔洪建認為,鑒於德國的人口結構,以及以製造業為主的經濟結構需要大量勞動力,默克爾政府“開放的難民政策”背後,是其對德國經濟發展需求和老齡化人口結構的長期考慮,即德國必須通過不斷引進勞動力來支撐經濟發展。尤其此輪難民潮的主要來源地是敘利亞等受到戰亂影響的國家,不少難民有著不錯的教育背景和專業技術,這恰是德國經濟所需要的。
 
難民湧入難解老齡化困局
 
不過,在緩解了德國人口下降壓力的同時,難民的湧入也對德國社會產生了負面影響。
 
崔洪建稱,默克爾政府的難民政策催生和刺激了德國內部的反對派,不僅包括發動以“反對歐洲穆斯林化運動”為名的排外組織,也客觀上幫助了這次大選中德國選擇黨的崛起。這些反對勢力的崛起表明,默克爾政府的難民、移民政策沒有充分考慮社會和政治效應,引發了國內民眾的不滿。
 
鑒於德國老齡化社會的現狀和前景,長期、持續地引入外來勞動力人口對德國來說可能是難以回避的一個現實。不過,崔洪建指出,默克爾政府在制定政策時,不能單純考慮用移民或者難民來彌補勞動力短缺,還要兼顧這些政策對德國社會可能產生的影響。
 
他認為,默克爾政府未來可能會實施更理性、對國家來說更合理的勞動力引入政策。具體來說,會加大吸收歐盟內其他國家的勞動力來源,定向引入移民,並逐漸提高勞動力引入的門檻,更側重擁有高端技術和教育背景的勞動力。
 
崔洪建預計,由於其姐妹黨——基社盟的持續反對和反對黨(德國選擇黨)大選後成為議會第三大黨,默克爾在制定新政府的移民政策時會充分考慮反對意見,並做出一定的妥協。不僅會開始限制難民入境人數,提高對難民甄別的門檻,加大遣返力度,而且在處理與難民相關的公共安全事件或恐怖襲擊時,默克爾政府會表現出更加堅決的態度,以此化解移民、難民帶來的社會和族群矛盾。
 
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與巴伐利亞州的基社盟已於10月8日達成一致,同意每年德國新增難民人數不超過20萬人。此前,默克爾多次公開拒絕為接收難民數量設上限。最新民調顯示,56%的德國人支持限制難民人數,反對的比例為28%。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十分關注德國的人口老齡化難題。除引入移民、提高移民勞動技能外,IMF還給德國開出了另外兩個“藥方”,一是增加價格合理的全職兒童照料服務,進一步釋放女性勞動力。IMF表示,德國目前缺少價格合適、全職兒童照料及課後看管專案,這使得很多女性無法全職工作。雖然大部分德國女性參與勞動(2014年的比例為73%),但許多人從事的不是全職工作,女性平均勞動周時長為30.5小時,比男性少9個小時。
 
二是延遲退休。目前,德國的平均退休年齡是62.7歲,在全球處於較低行列,相比之下美國、加拿大的平均退休年齡在65-67歲。IMF稱,勞動年齡平均每增加一年,長期來看會推動實際GDP提高1.75%。IMF建議德國政府提高法定退休年齡,並消除那些限制退休人士繼續參加工作的不利因素。
 
基建投資不足和貿易保守化
 
雖然整體運轉良好、高效,但德國經濟仍存在一個薄弱環節—基礎設施,德國的道路、互聯網、公立學校設施等基礎設施相對較落後。
 
德國城市規劃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Urbanism)研究員席勒(Henrik Scheller)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年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占GDP的比重平均達到3.3%,而德國僅有2%。
 
此外,截至2015年,德國硬體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公共投資估計達1360億歐元,到2016年,這一數字僅稍微下降至1260億歐元。這些預估花費是按照現有法律升級基本硬體基礎設施所需要的支出,比如,橋樑維護、道路改善、學校和幼稚園校舍建設。
 
崔洪建表示,德國的基礎設施只是相對落後,一是相對於德國其他行業來說落後,比如,德國的製造業全球領先,而相比之下,其基礎設施不像其製造業在全球表現那麼好。其次,一些門類的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後,比如,公立學校的校舍等軟硬體,以及道路和鐵路。
 
2006年,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性報告中,德國的交通基礎設施排在全球第三位,但2016年,其排名下滑至第11位。據德國城市事務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of Urban Affairs)估計,德國地方公路橋(road bridge)中的15%都需要徹底重建。
 
此外,崔洪建還說,德國在網路、資訊等緊跟潮流的基礎設施上落後於部分國家。以互聯網為例,目前全球前10位的經濟體中,德國排第六位,落後於美國、韓國、日本、中國、英國。
 
他認為,德國國內之所以關注基礎設施建設,背景之一就是這與德國目前提倡的製造業升級方向相吻合。德國提出了工業4.0、智能製造等經濟發展規劃,而進一步改善基礎設施有助於這些規劃的實現。
 
實際上,德國增加基建投資面臨的挑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缺少可用資金,而是一些地方,尤其是較貧困的市政當局缺少能夠規劃和管理基建專案的專業人員,而這些落後地區又最需要加強基建。
 
“在2000年代初政府預算緊張時,相對較不發達的市政當局缺少基礎設施建設或維修資金,因此裁掉了基建設計人員。現在,資金相對充足,但地方卻不再擁有實施基建專案的專家。”德國經濟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高級經濟學家戈林(Martin Gornig)今年6月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
 
戈林補充稱,這些地方政府不會雇用新的長期員工,除非他們確保能得到聯邦政府的長期基建資金。但問題是,目前聯邦政府提供的基建資金池基本都是短期的。
 
去年年底,時任德國經濟部長加布裏爾(Sigmar Gabriel)對基礎設施進行評估後發現,德國的基礎設施相對滯後,需要進行投資。不過,對於德國政府是否應該增加基建投資存在不同觀點。
 
贊成的一方認為,增加基建公共支出能促進德國經濟增長,提高生產率。IMF今年7月就呼籲德國增加國內基建支出。
 
IMF稱,對於像德國這樣人口迅速老齡化的國家來說,經常帳戶出現盈餘屬正常。不過,德國過去幾年的財政盈餘規模過大。而經常帳戶盈餘過大說明這個國家在國外進行投資,而不是國內,這長期來看會拖累該國經濟增長。IMF因此建議德國加大國內投資,比如投向基礎設施建設。IMF 認為,更好的基建投資還能夠鼓勵更多私人投資。
 
德國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簡稱SDP)領袖舒爾茲(Martin Schulz)把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作為當時其競選的核心主張。他認為,德國聯邦及地方政府應該將財政盈餘用於維修學校的房頂,而不是像基民盟宣導的那樣,實施稅收優惠。
 
持反對意見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增加財政刺激,包括基建投資在內,只會將德國拖入負債中。
 
法巴銀行經濟學家Van Der Putten說,這種觀點在重視財政平衡的德國很站得住腳,因為德國人質疑修建道路和橋樑是否真的會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比如,雖然日本政府增加財政支出,但其經濟增長卻依然比較乏力 。
 
慕尼克大學經濟學教授Clemens Fuest 9月也撰文表示,雖然德國財政狀況寬裕,但現階段進行大規模基建投資是錯誤的決策。相反,他認為,德國政府應該有針對性、有選擇性地進行明智的投資。
 
比如,在數位化建設方面,他認為德國政府不該操之過急,對數字基礎設施進行太多新的投資,原因是目前德國已有的數字設施並沒有得到最大化利用。他建議德國政府只解決那些最需要網路地區的問題。
 
默克爾在去年競選中曾承諾增加對道路、鐵路、互聯網寬頻和教育等基建領域的投資,但她同時表示,這些投資不能讓德國財政陷入赤字。
 
崔洪建認為,未來如果德國的財政盈餘繼續積累,這部分盈餘可能會更多用於公立學校、道路交通、網路等。
 
除人口迅速老齡化、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後外,崔洪健認為,德國還面臨製造業升級、貿易保守化的挑戰。
 
他表示,製造業是德國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大眾汽車柴油排放事件,以及一些門類的產品出現品質下降等問題都反映了德國在製造業方面遇到的瓶頸,德國推出工業4.0、智能製造等計畫在為其後製造業時代佈局。
 
崔洪建還稱,德國在貿易方面也有越來越保守的傾向。美國曾指責德國存在貿易保護主義,這影響到了美國的市場競爭力。而中德貿易方面,雖然雙方都很看重,但無論是對待中國的投資,還是在貿易問題上,德國都有越來越保守的傾向。而出現這種情況的另外一個原因,也是因為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製造業領域與德國形成競爭。
 
他指出,德國目前很有危機感,因為德國經濟在默克爾過去12年任期內發展良好,主要是享受到了前任總理施羅德時期對勞動力市場改革的成果,但是,改革紅利終究會消費完。默克爾接下來的挑戰便是,如何繼續擴大德國在經濟上的領先優勢,以引領未來歐洲,乃至全球的經濟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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